文/纳兰谈史

李自成是时代英雄还是民族罪人，需要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个人的历史观来评判。

先看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

明朝中后期，明政府在经济上财政陷入到了僵局当中，尽管有晚明张居正的极力挽救，但也并未触及到深层次利益关系，也没有突破明帝国“祖宗之法”的体制桎梏，仅仅是整肃了官僚队伍的纪律以及开源节流，提高了行政效率与缓和了一时的财政困难。

而明朝中后期一贯的财政困难之根源，和千年以来的两汉、魏晋南北朝、唐、两宋曾遇到的困难如出一辙，也就是土地过于集中，兼并现象屡禁不绝。而明朝的兼并主体也与往代的兼并主体不同，非门阀氏族，也非姻亲外戚，而恰恰就是朱家的皇室子孙，所以这也是上面讲到张居正无力破局的核心原因。

明朝末期朱明皇室贵族对土地的掠夺可谓疯狂至极，几乎把天下的良田瓜分殆尽，土地高度集中的结果，就是大批自耕农沦为了佃户和奴仆。成为佃户和奴仆对老百姓来讲，并非坏事一桩，相反贫民还能够以此躲避国家赋役，只不过肥了宗藩，国家的收入就大打折扣了。

在后来辽东局势紧张、军费不支的情况下，明廷不得不以加税来缓解军费开支，而这笔经济负担，最终还是转嫁到了自耕农的头上。再加上当时自然灾害频发饿殍遍野，历史再次上演了周期律般的农民运动，李自成、徐鸿儒、张献忠等底层人物活跃到了明末历史舞台之上。

因此，李自成之流的出现，是当时阶级矛盾不可调和下的必然产物，是当时农民阶级唯一的“求生之道”。

但是李自成运动又不同于传统的农民起义，它对后世中国的政治影响甚大，间接性地把关外由异族女真人建立的后金政权（也就是后来由满族人建立的清朝）引入了华夏之地，造成了明朝（含南明）的根本灭亡，李自成也被一些人贬损为民族罪人。

但实际上，明朝的灭亡和清军入关仅扣到李自成的头上是有失客观公允的。

其一，与其说明朝是被一盘散沙的流寇所灭亡的，倒不如说是亡于其自身。

整体来看，明朝中后期的经济、社会、文化弱势都源于政治上的无力，而政治上的无力则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落后所致。往大了说，是传统集权政治难以适应商品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往小了说，是明朝政府没有及时采取改革手段促成政体升级。所以在明末，爆发出了一连串的系统性风险。

李自成一句“均田免赋”便能聚众百万，背后折射的是偌大农业帝国农业的崩塌，土地兼并的激烈令农民难承其重。

其二，放清军入关的是吴三桂，即便是明军抵抗也力不从心难以持久。

清军入关始于山海关之战，李自成掐断了吴三桂的后勤补给，吴三桂陷入经济孤立状态，迫于紧张局势，吴不得不与清军联合，因此打开山海关引清军顺利入关击溃了李自成。

站在吴三桂和李自成的立场上他俩都没错，但是站在读者的视角明显是吴三桂的锅。

山海关之战也充分暴露出了一个问题，虽然明朝的辽东戍边军战力强，但是随着明末政府的财政拮据，后勤补给缺失令明军连草寇之流都难敌，更何况是清军，在没有强大后勤保障的情况下，辽东防御也是难以持久的。

李自成是时代英雄还是民族罪人，当下来讲都没有纠结的必要，全靠每个人的主观评判，作为淘尽历史浪花中的一朵，我们需要的是总结历史，洞察利弊得失，而非纠结于谁是谁非。

如果当年李自成能够致力于解决土地问题，协调各方利益关系，建立统一战线扩大统治基础那么或许不会输的那么快，那么惨。

后来者的女真人似乎更懂把握历史趋势，借助汉人力量完成了统一，恢复了明末混乱的社会状况，重构了稳定的秩序，并释放出了种种针对于土地的“新朝红利”，把明末的顽瘴痼疾土地兼并问题基本解决，促进了农业经济的进步和人口“大爆发”。

明朝的灭亡和清军的入关与李自成之间并没有较大的联系。换言之，没有李自成明朝一样会灭亡，会有政权更替，只是形式不同，时间不同而已。发展的实质，就是新事物产生和旧事物灭亡。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博览》 网址: http://www.zgmzblzz.cn/zonghexinwen/2021/0321/9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