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欧怀琳

兵符，是古代帝王授予臣属兵权和调兵遣将的信物，虽然《史记》记载过黄帝曾与诸侯“合符釜山”，但黄帝时期的兵符我们无缘得见。考古发掘发现的最早的兵符只是春秋时期的虎符。

其实，良渚文化时期成双成对的牙骨雕有可能就是四五千年前的兵符，而《周礼》所记载的牙璋可能也并非用于祭祀山川的礼仪用玉，而是实实在在的调兵信物。当然皇上也可以亲自带兵，御驾亲征，这时就没有兵符什么事了，不过这是小概率事件，不在讨论范围。

兵符源于春秋战国时期，至汉代兵符发兵制度已日趋完善。我国古代对虎的形象十分崇拜，特别是在军事上，比如在调兵遣将的兵符就用黄金铸造一只老虎，称为虎符。

实际上春秋战国除了虎符还有龙符，鹰符等，但主要还是以虎符为主。虎符传说是西周姜子牙所发明，虎符的背面刻有铭文，分为两半，右半存于朝廷，发给统兵将帅或地方长官，合在一起就成为调兵的信物，两半虎符的背面各有榫卯，一一对应，就好像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一样，只有同为一组的虎符才能合在一起，调兵遣将时需要两半勘合验真，才能生效。

可是为什么要用老虎的形象？

兵符之所以制为虎形，一般认为是老虎的威武和军队的形象配合。不过熊还有其他一些动物也很威武，为什么不用他们？好吧，我承认熊有时也挺可爱的，但虎其实是王权的象征，例如《集仙录》有“虎旗龙辇、激耀百里”虎旗就是一种王权的表现。中国向来有老虎崇拜，最少在周武王时代虎已经和军队联系在一起，所以最后虎符会成为调动军队的信物。

通过例如战国《秦杜虎符》的铭文，我们可以发现当时关于虎符应用的情况。

这个错金虎符，是1967年在西安郊区山门口公社发现的，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高4·4厘米，长9·5厘米，厚0·7厘米，背面有槽，颈有一小孔，虎作走动形，尾端卷曲。错金铭文9行、40字：“兵甲之符，右在君，左在杜，凡兴土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君符，乃敢行之，燔隧之事，虽毋会符，行也。”

燔隧就是军情紧急的意思。表明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国君掌握军队的征调大权，实行凭“虎符”发兵的制度，且管理制度严密，专符专用，一地一符。调动军队五十人以上，就要有君王符命，但如有烽火报警，则不必会君符，即可采取行动。

战国《秦杜虎符》

秦汉时期虎符盛行，不过汉朝也出现过竹使符。《汉书·文帝纪》：“初与郡守为铜虎符、竹使符。”颜师古注引应劭曰：“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长五寸，镌刻篆书，第一至第五。”

汉代发兵有四种信物：虎符、节、羽檄、诏书。王朝设有符节台管理符、节、玺印。虎符要与诏书同时使用。节的使用没有地域限制。羽檄曾一度独立作为发兵信物，表示情况紧迫，请求援助的信物。西汉中央对地方控制力强，调兵权掌握在皇帝手中，东汉地方统兵权与调兵权逐渐合一，虎符发兵之制很大程度上被破坏，节不断流行起来。

汉鲁王虎符

秦汉以后到宋元时期，发兵用符制一直盛行，不过兵符的形状就产生改变。（宋）祝穆《古今事文类聚续集》说隋炀帝发放的是玉麟符，而唐初用的是银兔符，这是避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爷爷的名字李虎名讳的缘故，后来改为铜鱼符，武则天称帝时改为铜龟符。

唐朝的铜鱼符其实是鲤鱼，采用银兔，铜鱼和铜龟为兵符是因为他们是当时的吉祥物。例如鲤鱼，在中国文化中流传深远，从周朝把鲤鱼作为名贵佳肴开始，经过秦汉、魏晋的神化和推崇，到唐朝以国律形式将鲤鱼奉为国鱼，成为我国崇鲤的极盛时期。北宋也用鱼符，不过改成木鱼符。而南宋又改成铜虎符。元代也采用铜虎符不过做成牌状，牌的上端雕刻虎头，称虎头牌。之后虎符就逐渐变成了令牌，退出历史舞台。

铜鱼符

关于为什么不直接由皇帝发诏书调动兵马，东汉杜诗因为汉光武帝没有设立虎符制度而上书，疏曰：“……旧制发兵，皆以虎符，其余征调，竹使而已。符第合会，取为大信，所以明著国命，敛持威重也。间者发兵，但用玺书，或以诏令，如有奸人诈伪，无由知觉。愚以为军旅尚兴，贼虏未殄，征兵郡国，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绝奸端。……事有烦而不可省，费而不得已，盖谓此也。”书奏，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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