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在西方有“艺术皇冠”之称，一向受到戏剧学家的青睐，作为诞生于古希腊丰厚艺术文化土壤中的天之骄子，悲剧学一直雄踞于西方文化哲学理论的上首宝座，历经千年不衰，渐趋形成一座壮丽辉煌的精神殿堂，几乎每一位影响过历史的大哲学家、大美学家、大戏剧学家都曾步入其中，流连忘返，留下自己甘美的思想之果。

然而，悲剧学在欧洲兴盛如斯，在中国，却像一只丑小鸭，备受冷落。尽管千百年来，中国悲剧曾一次次以其独异的光彩映红东方艺术文化的天空，“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1]99，但是，中国人对诸多悲剧艺术现象的总结思考却十分绵薄，悲剧学园地荒草丛生，面对悲剧创作，一代代曲论家和剧评家表现了颇令人难堪的沉寂，这使中国悲剧学长久缓行在直觉的感知水平而不能进入理性思维的宏阔王国。

在漫长的封建时代，明朝“后七子”领袖之一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抨击《拜月亭》“歌演终场，不能使人堕泪”[2]236的准悲剧批评成为空谷足音，与他生卒年相近的卓人月的《新西厢序》“天下欢之日短而悲之日长”[3]655的悲怆慨叹亦显出旷古未有。清末民初，王国维师承叔本华，把悲剧视为文学的“顶点”，以“赴汤蹈火者”指示悲剧英雄的特点，但却未能从更宏大的空间阐释悲剧的品格与美学风范。进入现代社会，朱光潜的悲剧探求可谓赫赫然引人注目，但是从他三十年代就已完成、一直搁置在英伦三岛的英文著作《悲剧心理学》中人们看到的多是对西方各种悲剧学说的客观介绍，其悲剧学建构不免沾裹上浓烈的“洋味”。

由此可见，悲剧学在中国是命运多舛的，华夏民族温柔敦厚的儒雅气质和乐天知命的人生态度已深深影响了多数艺术理论家的思维机制，阻遏着他们心脉中悲剧意识的自由奔泄和流淌。

然而，20 世纪中国的现实和艺术是充满悲剧意味的，封建王朝的解体与复辟，民主科学浪潮的兴起与消退，连绵的军阀混战，异族烧杀劫掠的铁蹄以及勒紧裤腰带的“大跃进”、延缓文明进程的十年浩劫……都清晰地标示出我们民族半个多世纪泣壮而多难的现代进程，而伴随着光明与黑暗、民主与专制、开放与封闭的较量，栅栏毕竟被向往异端的勇士打破，外国各种文化哲学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像一架架先进的红外光谱仪，帮助人们更深刻地认识艺术与现实的悲剧性和这种悲剧性的美学意义。所有这些，都是有利于本土悲剧学滋长的润泽的人文环境。这种生态之下，必然产生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悲剧美学理论，产生影响整整一代人悲剧观的理论大师，而事实上，这种理论和理论大师的确产生了，陈瘦竹及其悲剧社会学美学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陈瘦竹早年师从国学大师钱穆、沈颖若等学习经史国文，后跟随著名学者陈西滢专攻英美文学，于中西戏剧文化修养深厚、理论功底扎实。作为驰名中外的现代戏剧大家，20 世纪30 年代，陈瘦竹就在《文潮月刊》上发表了《论悲剧之功用》《亚里斯多德论悲剧》等精辟的悲剧学研究文章，视野之开阔、观点之新颖，引起艺术界广泛瞩目。此后，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他始终关注着悲剧和悲剧学的进展，关注着现实的存在的焦虑痛苦、艺术与创造的悲壮雄迈，凝神思索着属于个体与整体的历史命运即灵魂不朽的问题，悉心营造自己东方格调的悲剧理论大厦。对普遍人格的深刻内省、参悟帮助他全面把握艺术中悲剧形象的深层心理结构，对特定悲剧历史的独到体味使他能从新的视角上审度悲剧与人生的关系。借助渊博的学识、强烈的艺术敏感，陈瘦竹富有创见地将古今中外的悲剧艺术相接通，完整纳入研究范畴，由此透过知性和情感的多元观照，提出一系列精湛的理论观点。

陈瘦竹不像一般理论工作者一样极力把悲剧提升到玄而又玄的哲学高度，形成悲剧学与宗教神学、哲学、历史学连体存在的格局，而是努力使之回归舞台、回归作为艺术形式的戏剧自身。悲剧舞台是陈瘦竹悲剧美学理论的主要着眼点，其艺术主张多成自舞台感受，且返归舞台，对创作实践产生指导作用。

陈瘦竹创立了包括悲剧发生学、创作心理学、表现美学、鉴赏学在内的系统完备的民族悲剧学理论体系，为我国戏剧理论建设做出了堪称卓越的贡献。笔者愿意不揣浅陋，就陈瘦竹悲剧美学理论的几个问题谈点看法，以求教于戏剧界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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