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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与女性之间的生死场
萧红的《生死场》是一个拥有旺盛生命力和巨大阐释空间的文本,在左翼评论家的话语体系中,《生死场》被视为表现底层民众的乡土文学和对日本侵略者痛恨的抗日文学,主要表现“被抢去的土地上的被讨伐的人民”[1];在革命叙事接管中国的文学批评领域之后,萧红所在的“东北作家群”①被统一视为以笔为武器的抗日爱国作家,《生死场》被归为反帝反封建的抗日爱国文学;随着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的兴盛,女性阅读的视角也进入《生死场》文本。“妇女中心批评”对民族主题和女性意识间关系的探究,成为女性主义批评挑战父权传统的文学史书写、介入八九十年代重写文学史进程的一个切入点。女性主义者对《生死场》的解读,常常绕不开文本中缠绕着的民族主义和女性主义关系问题。
一、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交缠
女性主义者对《生死场》的解读,以《浮出历史地表》为代表性的开端。孟悦和戴锦华出版于1988 年的《浮出历史地表》,可谓是20 世纪80 年代西方女性主义批评传入中国后,在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史研究领域引起的最早回响。在第十一章《萧红:大智勇者的探寻》中,孟悦和戴锦华提炼出萧红《生死场》中体现的所谓“女性的历史洞察力”,在肯定和继承基于民族立场的国族历史叙事的前提下,指出彼时“革命神话叙事”和“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左翼美学潮流对女性洞察力的放逐和贬斥,而正是由于萧红生活在左翼美学的边缘,才获得了在创作中挖掘女性心理的空间和可能性,使“女性的洞察力和由女性感受形成的想象力带来了《生死场》特殊的艺术构思”[2]212。概言之,孟悦和戴锦华的解读是在对旧有的“乡土大众表现论”的基础上,加入了对萧红“女性的历史洞察力”的发掘,进而对《生死场》进行女性主义解读,孟悦和戴锦华注意到《生死场》中的女性立场与民族国家叙事的复杂关系,并指出文本蕴含的“发自女性的这样丰富、尖锐、深刻的历史的诘问和审判,以及那对历史的及乡土大众的独特估计”[2]214的价值。尽管孟悦和戴锦华注意到了久被忽视的女性景观,但“女性的历史洞察力”的冠名,最终完成了民族国家或革命历史叙事对女性叙事的收编②。
刘禾的论述则以她的女性主义立场,同民族国家话语进行交锋,质疑鲁迅、胡风等人对《生死场》“民族寓言”式的解读。相对于孟悦和戴锦华的论述而言,刘禾主要关注“已经确立的文学经典中女性的缺席或者边缘化位置”,她以大量的文本分析来描画她所见的《生死场》,试图表现被民族主义解读抹去的“萧红对于女性与民族国家的思考中的深刻张力”,并“批评民族国家取向以及由男性宰制的文学批评实践”[3]286。刘禾关注《生死场》中关于女性身体的描写,将文本所蕴含的农村妇女的生育、疾病、性爱、衰亡等身体体验作为文本考察的重点,进而指出“萧军小说中的乡村世界与萧红笔下的悲惨生活毫无共同之处……他们的作品里孕含着不同的性别因素。萧军的作品重在描述男人的自足和戎马情状,而萧红却侧重于乡村女性的状况和命运”,由此得出结论:“国家与民族的归属感很大程度上是男性的”[3]295-296。刘禾将民族立场剥离出女性世界,认为民族主义只是男性专属之物,它只赋予男性国民以民族主体认同,而女性则游离在此之外,表现女性主义对民族主义的反向放逐。
然而,刘禾将民族国家视为男性及无性的“寡妇”所秉持的男权话语,而将女性特质限定在与民族无涉的“身体”之中,似乎借这种对男权话语的“抗拒性解读”,就可以完成女性形而下的身体对形而上的父权文化的颠覆。刘禾或许过于慷慨地将女性在现代民族国家中的位置拱手让人,同时也助长了父权话语下的性别二元对立。《生死场》远没有刘禾所解读的那般决绝和激进,有许多地方反倒极具民族历史视角,如第十一章的标题“年轮转动了”,显然属于民族历史话语,在村里人还对着升上去的日本旗发呆,想着是不是改了年号的时候,这个声音早已用低沉而不容置疑的口吻,宣告着新的历史进程的到来。这个声音是超越阶级意识、超越农民的觉醒和反抗,超越了30 年代农村小说表现视域,表现了“我们民族历史的性格和命运”[2]208,并预示本族历史从停滞的惰性走向血与火的历练。显然,文本中的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是复杂交缠着的,“如果说,民族主义遮蔽了我们一只看待妇女与民族之间复杂关系的眼睛的话,女性主义同样会遮蔽另外一只。”[4]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博览》 网址: http://www.zgmzblzz.cn/qikandaodu/2021/0226/74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