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的兴盛,使女性主义者开始挖掘过去文学批评中被忽视的女性问题,而对民族主题和女性意识间关系问题的重视,成为女性主义批评挑战父权传统的文学史书写、介入八九十年代重写文学史进程的一个切入点。在这一背景下,民族主义和女性主义关系问题,成为解读《生死场》时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生死场》中的民族寓言与女性书写,并非全然冲突,而是存在着并行不悖之处,这也正体现了彼时萧红徘徊于左翼创作和女性书写之间的特殊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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