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难逃衰亡命运，但票号本身的存在意义、管理价值、经营理念并没有随着票号的消失而消失。甚至至今还能在中国的商业、企业的管理、治理模式上找到平遥票号的影子……

“这样一座小小院落，开创了中国民族银行业之先河，并一度操纵十九世纪整个清王朝的经济命脉。”

作家余秋雨在《抱愧山西》里的这段描述说的就是山西平遥票号。

中国第一家票号日昇昌源于山西平遥，历经百年沧桑，业绩辉煌，执全国金融之牛耳。当时全国最大的票号共有17家，平遥人开的就占了7家，平遥城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票号中心城市。

曾几何时，山西票号建立了令国人乃至海外瞠目的金融帝国。票号的治理结构，几乎让今天的股份制公司也感到逊色三分。虽然难逃衰亡命运，但票号本身的存在意义、管理价值、经营理念并没有随着票号的消失而消失。甚至至今还能在中国的商业、企业的管理、治理模式上找到票号的影子。

晋商精神，诚信大过天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18称：山右钜商，所立票号，法至精密，人尤敦朴，信用最著。1888年，一位汇丰银行的英国经理就评价说：“25年来，汇丰银行与中国商人做了大量生意，数目达几亿两之巨，但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欺骗行为。正是这种诚信，推动了晋商的发展和票号的兴旺。”

“诚信可谓晋商精神的灵魂。票号建立的基础就是相互信任。取信于商家，施惠于商家，无诚信也就更无进一步的合作互利关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刘一达对《中外管理》杂志记者如是说。

刘一达以日昇昌为例谈道，财东（相当于当下企业中的董事长）对自己的员工要求至信，票号对员工要经过充分的考察才能任用。而票号内部成员大多是亲属、裙带关系，这也为管理起到很强的信用制约作用。

而员工一旦被招聘进来后，票号也绝对是用高薪养员，用互利的模式来“拴住”店员，让其能安心地为东家工作。

“层层考验、验明正身，这是在古今中外员工筛选过程中比较重要的一环。当代企业之间建立商业关系也离不开诚信原则。”刘一达总结道。

信任不仅体现在人力资源方面，还体现在票号和商家之间。山西省三晋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平遥古城保护专家委员会专家郝新喜提到，在当时信誉远高于利益，票号、商人之间形成了严格的“标期制度”，即彼此要根据双方约定的日期结清账务，若有欠账逾期则会在商家中成为失信企业，这种优良的信用监督体系对今日企业之间的合作仍有很大的促进意义。

不过，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副所长刘成虎补充说，诚信制度建立的初期运转较好，源于很多员工都是熟人，又有地缘关系，容易达成一种信用关系，再加之，外部的政治经济环境长期稳定，很多人可能一生都在商号里谋生，所以会很勤奋。同时还有担保人形成连带责任制，一旦有不符合票号要求的员工，和此人有关系的推荐人、商号等都会受到信誉牵连。

山西晋中市平遥古城内“协同庆”票号的地下金库

如此看，在诚信缺失的现代企业建立信用档案，信用管理，包括企业和个人的信用档案，以及相应的惩戒机制是很有必要的。

管理：两权分离，员工持股

在诚信精神的基础上，以日昇昌为代表的平遥票号，形成了一套独具中国特色，又与现代企业制度相近的企业结构和治理方式。其中最主要的包括“两权分离”、“身股制度”、严格号规等制度架构、管理方法和运作模式。

郝新喜概括说，平遥票号的两权分离式人才管理和选拔机制有几个显著特点：

选人不问贫富出身，以人为本，德字在前，才能第二；以义制益，经商重义而非重利；用人不疑，财东（也就是如今的董事长）认准了掌柜的人选，则会全权信任。接下来财东便不再干预大掌柜的管理，包括该掌柜对人才的聘用和分号的建立。

其次，身股制，即类似于现代企业的员工配股制度。股份激励制度提升了整个票号员工的责任感和主人翁心态。员工如果在票号中付出劳动，大掌柜就按贡献大小给予股份。有些贡献较大的员工，大掌柜还会给予账期分红。这种利益绑定保证了员工对票号的忠诚和用心。现代企业中也有不同形式的员工持股、股权激励政策，确实对员工起到了正激励的作用。

对当代企业影响颇深的除了两权分离、身股制度，相比较其他商派，山西票号在经营管理上有过人之处也和以下几点不无关系：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博览》 网址: http://www.zgmzblzz.cn/qikandaodu/2020/0916/482.html